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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的文化認同啟蒙涉及兒童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對文化的認知、情感與行為。促進兒童認識、理解、遵從、認同并喜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養成具有中華文化傾向的行為習慣，是幼兒園課程的基本目標。目前，國內外學者關于兒童文化認同的狀況及影響因素的相關研究并不多見，僅有的相關研究主要側重于流動兒童的文化認同和文化適應。本研究擬探究3—6歲兒童文化認同的特點和影響因素，以期為學前兒童文化認同發展研究與教育實踐提供支持。

（一）研究對象

2020年5月，研究者以上海市4所幼兒園為樣本園，經園長和家長同意，向每所幼兒園小、中、大班共1798名兒童家長發放線上問卷，由兒童父母的任一方作答。本研究共發放問卷1798份，收回有效問卷1798份。其中，小班兒童家長640名（35.6%），中班兒童家長622名（34.6%），大班兒童家長536名（29.8%）；男孩家長967名（53.8%），女孩家長831名(46.2%)。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運用潘月娟等人編制的《學前兒童文化認同量表》，〔1〕將問卷分為中華民族文化認同和亞文化認同兩部分，其中包含中華文化認同（7題）、亞文化態度與偏好（8題）和亞文化認同努力（5題）3個維度，共20個題項，問卷由幼兒家長基于日常觀察填寫。其中，“中華文化認同”主要從兒童對中華文化起源和民族構成的了解程度，兒童對中華文化語言、樂曲、影視、飲食的喜愛程度以及兒童是否對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感到高興等指標來測量；“亞文化態度與偏好”指兒童對亞文化的歸屬感、情感態度以及對亞文化相關事物的偏好程度，主要包括兒童對學習本地語言、了解本地風俗、接受本地價值觀念、喜愛本地節日的程度；“亞文化認同努力”指兒童對文化實踐的參與頻率，主要包括兒童使用本地語言、參觀文物古跡、閱讀歷史文化書籍、參加節慶活動和風俗儀式的參與程度。本研究閱卷中的亞文化是指上海文化。

問卷采用李克特五點計分法，其中，亞文化認同努力部分的計分從“從不”到“總是”依次為1—5 分，另兩個部分的計分從“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依次為1—5分。由于每個維度的題項分布不均，本研究用題均分來表示各維度的平均水平。

本研究采用SPSS21.0 軟件對問卷數據進行統計與分析。

（一）兒童文化認同的基本情況

為進一步探索兒童的文化認同分數分布情況，研究者運用SPSS21.0軟件對兒童的文化認同的總題均分進行聚類分析，結合聚類中心值的大小特征，將兒童的文化總體認同水平分為優（4.50—5 分）、良（4—4.49 分）、中（3.50—3.99 分）、低（3.49分及以下）四種水平，得出上海市3—6歲兒童文化認同整體水平的均值為4.20，屬于良好水平，其中上海文化態度與偏好（4.35）優于中華文化認同（4.23），中華文化認同又優于上海文化認同努力（4.03）。

由各維度內部具體得分可知，在中華文化認同方面，“為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感到高興”的平均得分最高，為4.27，后面依次是“習慣觀看國內電影和電視節目”“喜歡穿帶有中國文化元素的服裝”“喜歡聽中國的戲曲和民族樂器”“愿意花時間學習和了解中國傳統文化”，平均得分分別為4.15、3.94、3.52和3.49，“喜歡聽和讀中國神話傳說和民間故事”“了解中華民族的歷史起源和民族構成”的平均得分排在后兩位，分別為3.33和2.87。

在上海文化態度與偏好方面，“認為自己是一名上海人”的平均得分最高，為4.37；“喜歡參加上海地區的節慶活動”“愿意在上海地區生活”“喜歡吃上海地區的特色食物”“愿意學習和繼承上海話”“喜歡欣賞具有上海特色的藝術文化（民間故事、童謠、戲曲、美術作品等）”的平均得分分別為4.34、4.23、4.16、4.15和4.14；“喜歡觀看有關上海文化或針對上海人的電視節目”的分數最低，為4.11。

在上海文化認同努力方面，“參與制作或品嘗上海特色食物”的分數最高，為4.27；“走訪與上海文化相關的博物館、文化館、老街”的分數為4.24；“參加上海地區特有的節慶活動、風俗儀式”的分數為4.19；“喜歡閱讀關于中華歷史與文化的書籍”的分數較低，為4.06；“會欣賞上海戲曲”的分數最低，為3.42。

（二）影響兒童文化認同的個體因素

1.性別對兒童文化認同的影響

在中華文化認同的得分中，女孩的題均分為4.27，高于男孩的4.19，p值得0.020（p<0.05），性別差異達到顯著水平，女孩明顯高于男孩；在上海文化態度與偏好的得分中，女孩的平均得分為4.46，略高于男孩得分4.24，p值得0.027（p<0.05），性別差異達到顯著水平，女孩明顯高于男孩；在上海文化認同努力的得分中，女孩的題均分為4.05，略高于男孩得分4.01，p值得0.044（p<0.05），性別差異達到顯著水平，女孩明顯高于男孩。

2.年齡對兒童文化認同的影響

在中華文化認同的得分中，大班兒童的題均分最高，為4.39，小班兒童的題均分最低，為4.11，p值得0.000（p<0.05），說明不同年齡的兒童對中華文化認同存在顯著差異，并呈現隨年齡增長不斷發展的趨勢。在上海文化態度與偏好的得分中，大班兒童的題均分為4.45，高于中班兒童的4.32和小班兒童的4.30，p值得0.000（p<0.05），說明不同年齡的兒童對上海文化態度與偏好存在顯著差異。在上海文化認同努力的得分中，大班兒童的題均分為4.03，高于中班兒童的3.99和小班兒童的3.96，p值得0.000（p<0.05），說明不同年齡兒童的上海文化認同努力存在顯著差異。

（三）影響兒童文化認同的家庭環境構成要素

1.家庭環境的構成要素與兒童文化認同水平的相關關系

為了解家庭環境的構成要素對3—6歲兒童文化認同的影響，本研究首先對上海市3—6歲兒童父母的受教育水平、收入、戶口、家庭在上海生活的時長（“家庭在上海生活的時長”指兒童的父母親或雙方祖輩或父母輩在上海生活的時長）、家庭平均月收入與兒童的文化認同水平進行了皮爾遜相關分析。結果發現，3—6歲兒童的中華文化認同與父母受教育水平、家庭平均月收入呈顯著正相關（p<0.05），即：父母受教育水平越高，兒童對中華文化認同程度就越高；家庭的平均月收入水平越高，兒童對中華文化認同程度就越高。其中，母親受教育水平和中華文化認同的相關度最高，這說明一定程度上母親對兒童的影響要大于父親。

兒童的上海文化態度與偏好與父親（或母親）是否是本地人以及家庭在上海生活的時長呈顯著正相關（p<0.05），即如果父親（或母親）是上海本地人【“父親（或母親）是上海本地人”指兒童父親（或母親）擁有上海戶籍且從出生到現在均生活在上海】，則兒童對上海文化的認同度更高；家庭在上海生活的時間越長，兒童對上海文化的認同度就越高。兒童的上海文化認同努力與母親的受教育水平存在顯著相關，即母親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兒童對上海文化的參與程度越高。由此可見，父母受教育水平、家庭平均月收入、家庭在上海生活的時長以及父母是否為上海本地人對兒童的文化認同水平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2.家庭環境的構成要素與兒童文化認同水平的回歸分析

基于相關分析的結果，為了進一步探究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是否為上海本地人、家庭在上海生活的時長對3—6歲兒童文化認同各個維度的影響，研究者進行了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結果發現，父母受教育水平與兒童中華文化認同的得分呈顯著正相關,說明父親和母親受教育水平可以顯著正向預測兒童中華文化認同的水平，其預測力為15%；母親為上海本地人和母親受教育水平與3—6歲兒童上海文化態度與偏好得分呈顯著正相關，說明母親為上海本地人和母親受教育水平可以顯著正向預測3—6歲兒童上海文化態度與偏好，其預測力為12%；母親受教育水平與兒童上海文化認同努力的得分呈顯著正相關，說明母親受教育水平可以顯著正向預測兒童上海文化認同努力，其預測力為10%。

（一）3—6歲兒童文化認同已進入探索階段并隨年齡增長不斷發展

本研究發現，上海市3—6歲兒童文化認同的整體狀況良好，兒童對上海文化和中華民族文化的認同程度較高。這印證了潘月娟等人的已有觀點，兒童在學前期就已經表現出較為明顯的文化身份認知與態度，進入了文化認同的探索階段。〔2〕

本研究還發現，兒童的年齡與兒童的文化認同水平呈顯著相關，并呈現隨年齡增長不斷提高的趨勢，大班兒童在中華文化認同、上海文化態度與偏好和上海文化認同努力上的得分均高于中班兒童和小班兒童。這可能是由于4—6 歲兒童處于社會適應和社會認知發展的關鍵期，他們開始逐漸理解人與人、人與群體之間的關系，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所產生的社會性后果，出現責任感、內疚感、歸屬感等高級情感。〔3〕此外，該階段兒童的語言能力發展較快，社會性經驗日益豐富。

（二）性別影響3—6歲兒童的文化認同水平

本研究發現，在上海市3—6歲兒童中，文化認同水平存在顯著性別差異，女孩顯著高于男孩。Bayrakdar在有關性別差異伴隨的社會化發展研究中提出，男女童的父母對其不同的教育方式會導致其不同的情緒社會性發展。〔4〕陳欣等人研究表明，由于男女社會角色、父母對子女的期望值以及生理因素中性激素分泌的不同，男童較女童活動水平高，女童與男童相比更文靜、聽話、乖巧、心思細膩，對情緒情感的感知能力更強，其社會認知、社會技能、社會適應性、自我概念、道德品質等社會性品質的發展早于男童。〔5〕因此，在活動類型的選擇中，男童多傾向于運動和思維性活動，女童多傾向于藝術、文化等活動，加之女童的社會性發展略早于男童，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男女童對文化的認同水平。

（三）幼兒園、家庭及社區構建的社會文化情境是3—6歲兒童文化認同的基本途徑

3—6歲兒童對中華民族文化的認同程度較高，這可能與教育部2014年《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指導綱要》提出“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系統融入課程和教材體系”，中華傳統文化逐漸走向幼兒園和中小學有關。幼兒園通過課程設置、教育互動、榜樣示范、保教活動、習慣訓練與獎勵懲罰等方式，潛移默化地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深深根植于兒童的心中，〔6〕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兒童對中華民族文化的認同程度。

兒童的上海文化態度與偏好水平較高的原因可能是受所在地域的生活和文化影響。文化環境設定了兒童文化認同的意義框架。兒童入園前，家庭文化構成了兒童文化認同的基本內容與作用機制。家庭所在區域的語言資源、生活方式、人際關系、飲食習慣、消費習慣與家庭結構等構成了兒童文化認同的基本內容，直接影響幼兒如何認知、呈現何種文化意義的“自我”。〔7〕

兒童的上海文化認同努力得分較低，即兒童對上海文化實踐的參與頻率較低。一方面，與兒童年齡較小，活動的時間和空間受限有關；另一方面，從教育的主體及方法來看，部分家長和教師對當地文化缺乏遴選，并且忽略了兒童是文化體驗的主體，對兒童的教育僅僅涉及淺層的物質層面的內容，如讓兒童學習制作中國結、舞龍舞獅等動作練習、在傳統節日穿傳統服飾等，而缺失了實地文化體驗的機會。〔8〕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兒童的興趣，也導致兒童不能主動將新知識和新體驗納入自己已有認知結構中去形成對自己所處文化環境的認同。

（四）家庭的人口變量學因素是影響兒童文化認同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發現，父母受教育水平、家庭平均月收入、家庭在上海生活的時長以及父母是否為上海本地人對兒童的文化認同水平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研究者認為這一結果具有一定價值。受教育水平越高的父母可能越重視兒童情緒情感和社會性發展，對兒童在不同階段認同和欣賞中華民族文化的指導更加有效，對政治、社會、智力和文化活動的興趣更廣泛。〔9〕家庭經濟收入不僅決定家庭的物質環境，還影響家庭生活氣氛，進而影響父母不同的育兒風格。〔10〕

區域文化具有相對穩定性，兒童生活在特定的文化區域中，從其出生之日起，其身體、心理、社會性發展特點、人格特征等自然而然地受到所屬區域文化的影響。兒童通過“我”與“我群”的關系和相互作用來形成自我認同和社會認同，以及認同相同文化群體的價值規范、習俗、行為準則和信仰。〔11〕因此，受生活地域和生活時長的影響，在上海生活時間久的家庭對上海文化較為熟悉，接觸的有關上海的文化活動較多，對上海文化的認同感和歸屬感較強。

兒童在接觸文化的過程中能否建立文化自信，直接影響著他們認同或拒斥自己文化的出身。兒童文化認同教育是一種浸入式與滲透式的教育，蘊含于幼兒園活動、家庭生活之中，需要幼兒園、家庭和社會共同承擔責任。在實施文化認同教育過程中，我們要遵循適時、科學、平等、全面的原則，充分考慮到兒童各自的優勢，增強他們的文化歸屬感和自豪感，幫助他們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念和強烈的民族文化認同感。

幼兒園要緊緊把握住“民族文化”和“節日文化”兩條主線，將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融入教育教學活動。幼兒園要深度挖掘中華文化的節日內涵，開展富有中國民族特色的節日活動；結合兒童的年齡和認知發展特點，為兒童合理選擇蘊含中國民族精神、彰顯中國本土特色的文化學習載體，包含詩歌、童謠（兒歌）、童話故事、寓言、神話、民間故事、成語故事，并通過制定年、月和周計劃幫助兒童養成學習習慣，幫助兒童建立對文化的初步認知，進而獲得對母語、本土文化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自信。需要注意的是，幼兒園要謹慎對待西方的節慶活動。

兒童對某一文化尤其是原生文化是否接受并認同，與兒童在接觸該文化的過程中是否獲得積極的情緒體驗有關。教師在日常教育中要重視民族節日環境的創設和利用，通過濃郁的節日氛圍引發兒童對節日的期盼，如在春節來臨前用剪紙、紅綢布、紅燈籠、中國結等材料創設具有傳統文化特色的節日氛圍。

3—6歲兒童的文化認同表現在方方面面，如飲食習慣、衣著打扮、人際互動、語言偏好等日常生活層面，亦可能體現在對活動主題、活動內容、游戲材料、游戲角色的選擇與運用上。因此，在實施傳統文化和民族文化教育時，教師和家長要盡可能淡化成人世界所固有的性別框架，以防兒童形成較為單一、固化的性別意識和文化意識，賦予兒童一定的自由度以獲得多種社會角色和文化活動的體驗，讓每個兒童都有更廣泛的發展空間和不同的選擇，對優秀中華文化“兼收并蓄”，在潛移默化中形成正確的文化認知。

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實踐和體驗是建立兒童與文化鏈接的有效途徑。父母的文化教養和生活方式都會通過日常的家庭生活對子女的行為和心理產生影響。因此，幼兒園在家園共育中應當科學指導兒童父母樹立與兒童共同感知、共同學習文化和共同成長的意識。教師應指導家長，積極為兒童創造體驗、互動、參與實踐感知文化的機會。只有多給兒童感受的機會，才能真正提升兒童文化認同的水平。

參考文獻：

〔1〕〔2〕潘月娟,吳霓雯,劉姍姍,等.《學前兒童文化認同量表》編制及其信效度檢驗〔J〕.幼兒教育（教育科學）,2019,817(11):37-41.

〔3〕SMETANA J G,BRAEGES J L.The development of toddler’s moral and conventional judgments〔J〕.Merrill-Palmer Quarterly,1990,36（3）:329-346.

〔4〕RULA BAYRAKDAR GARSIDE,BONNIE KLIMES-DOUGAN.Socialization of discrete negative emotions:Gender differences and links with psychological distress〔J〕.Sex Roles,2002,47(3):115-128.

〔5〕陳欣,杜建政.父母教養方式與內隱攻擊型的關系研究〔J〕 .心理科學,2006(4):798-801.

〔6〕 〔7〕彭茜.幼兒文化認同:邏輯、困境及其應對〔J〕.教育導刊,下半月,2019(12):5-11.

〔8〕沈明泓,朱夢媛.幼兒園傳統文化教育的創新模式:認知結構重構的研究〔J〕.昌吉學院學報,2021(1):98-101.

〔9〕何曉玲,顧莉萍,鄧成,等.3—4歲兒童心理行為發展與家庭環境、年齡、性別關系研究〔J〕.中國兒童保健雜志,2011,19(3):259-262.

〔10〕劉國艷,汪艷霞,石淑華.影響兒童情緒社會性發展的相關因素探討〔J〕.中國社會醫學雜志,2009,26(3):172-173.

〔11〕陳世聯,等.文化與兒童社會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文章原載于《幼兒教育·教育科學》2021年第6期；歡迎轉發朋友圈，如需轉載請后臺輸入“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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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幼兒教育雜志社，由CPE中國幼教展組委會整理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