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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普惠奮力攻堅新跨越

學前教育十年發展收好官

教育小新說：

“1979年，那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深圳經濟特區的創建之于改革開放的意義，就如同《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以下簡稱《教育規劃綱要》）之于中國學前教育發展的意義。

2010年，《教育規劃綱要》設立“學前教育”專章，提出“普及學前教育”。此后10年，中國學前教育在《國務院關于當前發展學前教育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國十條”）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學前教育深化改革規范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若干意見》）這兩個“國字頭”文件，以及連續三期學前教育行動計劃的強力推動下，在普及普惠安全優質發展方面有了實質性跨越。

今年是《教育規劃綱要》收官之年，“十三五”規劃收官之年，更是第三期學前教育行動計劃收官之年。日前，教育部舉辦的教育2020“收官”系列新聞發布會，明確提出“經各地測算，今年全國學前教育總體上能夠實現85%的普及目標和80%的普惠目標”。

站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點上，在我國教育總體水平邁入世界中上行列、學前教育毛入園率超過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之際，回望過去10年，有什么值得堅持？展望未來，前路如何走好？

普及

85%入園率實現的秘訣是什么

人民日益增長的“有園上、上好園”需求，與學前教育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是當前學前教育領域的主要矛盾。而在2010年，這一對矛盾更為突出，曾是《教育規劃綱要》征求意見時群眾反映最強烈的民生問題。

努力讓每個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質量的教育，是建設教育強國的基礎，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石。學前教育公平首先意味著入園機會均等，“普及”是學前教育發展要實現的目標。

10年間，從2010年56.6%到2020年預計實現85%，學前教育毛入園率躍升的背后，是政府主體責任的層層落實，是公辦民辦并舉的生動實踐。

秘訣一：新建改擴建公辦園，資源向農村傾斜

“2010年之前，涼山州幼兒園很少。大部分孩子不接受學前教育，年齡大一些直接就讀小學了。”涼山州教育局副局長包曉華告訴記者。

隨著學前教育行動計劃的推進，到了2015年，涼山州學前教育毛入園率達到55.4%。此后，“一村一幼”計劃在涼山州啟動，2019年，涼山州在園幼兒達到26萬余人，學前教育毛入園率達到84.03%。

以“三區三州”為代表的深度貧困地區為例，近年來，受益于國家學前教育建設項目，和通過發展教育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脫貧攻堅政策，各地通過實施“一村一幼”和免費教育，學前教育普及率大幅提升。

在新疆的南疆四地州、西藏、四川省的甘孜州，以及云南省的迪慶州、怒江州，學前教育的普及，則是通過免費教育實現的。

比如，2012年秋季學期開始，西藏啟動實施城鎮學前教育免費政策，至此，西藏全面實現15年免費教育。

長期以來，學前教育是我國教育的短板，農村學前教育又是短板中的短板。為填充農村學前教育資源洼地，《教育規劃綱要》及“國十條”都旗幟鮮明地提出“擴大農村學前教育資源”。此后，連續三期學前教育行動計劃，農村都是學前教育發展重中之重。

2011年開始，國家開始實施推進農村學前教育項目，重點支持中西部地區。“十二五”期間，中央財政決定安排500億元，實施4大類7個項目，重點支持中西部地區和東部困難地區發展農村學前教育。

數據顯示，2010年到2018年，農村地區幼兒園總數增加61.6%。在新增資源總量中，農村幼兒園占69.8%。

10年間，在“每個鄉鎮原則上至少辦好一所公辦中心園，大村獨立建園或設分園，小村聯合辦園”等要求下，一座座公辦園在農村拔地而起。而在公辦園不足的城鎮地區，也在加大力度新建改擴建一批批公辦園。

數據顯示，我國幼兒園總數從2010年的15.04萬所，增加到2019年的28.12萬所。學前教育毛入園率也從2010年的56.6%提升到2020年的85%（預計）。

秘訣二：積極挖潛擴增量，規范小區配套園

近年來，隨著城鎮化進程加快和“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后迎來入園高峰，城市適齡兒童入園壓力增大。

為持續擴大學前教育資源總量，國家鼓勵各地采取多種途徑挖掘潛力，利用騰退搬遷的空置廠房等資源舉辦公辦園，鼓勵支持街道、村集體、有實力的國有企事業單位，特別是高校舉辦公辦園。

政策引領下，各地因地制宜采取相應措施提升入園率。比如，河北省正定縣把騰出來的辦公樓優先改建幼兒園。武漢市通過“建公扶民、擴容增量”，加大幼兒園建設力度。與2010年相比，2019年武漢市幼兒園數量、在園幼兒規模均增長了近一倍，學前三年毛入園率超過90%。

在城鎮化進程中，小區配套園是配置和增加城市學前教育資源的主要渠道。

為確保城市兒童“有園上”，從“國十條”開始就明確要求城鎮小區要根據居住區規劃和人口規模配套建設幼兒園。

2018年印發的《若干意見》再次提出規范小區配套園建設使用，并明確要求對小區配套園規劃、建設、移交、辦園等方面存在的問題進行治理。

2019年1月，《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開展城鎮小區配套幼兒園治理工作的通知》印發，拉開了治理的序幕。隨后，各地分別出臺了治理方案，“一事一議”“一園一案”進行整治。

比如，甘肅要求1000戶以上的新建城區，必須規劃1所規模至少為6個班的幼兒園。濟南通過“規劃先行、部門聯動、增量提質、考核引領”，實現“樓盤建到哪里，教育設施就規劃到哪里”。

2019年，學前教育毛入園率由2018年的81.7%增加到83.4%，1.7個百分點的增幅中，城鎮小區配套園治理作出了不少貢獻。

秘訣三：調整辦園結構，鼓勵社會力量辦園

“必須堅持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公辦民辦并舉。”“國十條”明確了公辦園、民辦園共同發展的格局。

為實現“普及”目標，10年來，政府積極鼓勵、大力支持民辦園發展的政策，始終沒有改變。

從2010年的10.23萬所增長到2019年的17.32萬所，民辦園發展快、增幅大，充分體現了國家對民辦學前教育的重視。

為回應人民群眾對學前教育“普及普惠”的期待，《若干意見》明確提出“調整辦園結構”，各地要把發展普惠性學前教育作為重要任務；“鼓勵社會力量辦園”，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引導社會力量更多舉辦普惠性民辦園。

為調整辦園結構，支持普惠性民辦園發展，各地出臺了相應政策。目前，所有省份均已出臺普惠性民辦園認定管理辦法。政府對民辦園的鼓勵與扶持，對于提升城鄉兒童入園率，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入園需要作出了重要貢獻。

10年來，學前教育規模在結構調整中不斷壯大，各種類型幼兒園都得到了充分發展。

今天，我國已建立起全世界最龐大的學前教育體系。相比10年前，“入園難”問題得到有效緩解。

專家點評：

以評促建，將普及普惠工作落到實處

侯莉敏 廣西師范大學教授

學前教育是終身學習的開端，也是國民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10年攻堅，我們欣喜地看到中國學前教育事業得到了快速發展，在園幼兒數和學前教育毛入園率呈穩步增長趨勢。學前教育普及率大幅提高，充分體現了國家將“普及”作為學前教育發展目標的責任擔當。

學前教育普及率是評估學前教育的可獲得性或“入園難”問題緩解程度的實效性指標。10年間，各級政府積極擴大學前教育資源，通過新建改擴建公辦園、資源向農村傾斜，積極挖潛擴增量、規范小區配套園，調整辦園結構、鼓勵社會力量辦園等有益措施，為增加適齡幼兒入園機會、緩解“入園難”提供了基本保障。尤其是學前教育基礎薄弱的西部連片貧困地區，適齡幼兒在園數和學前三年毛入園率也得到了快速提高，增加了處境不利幼兒接受學前教育的機會。

實現學前教育普及是黨中央、國務院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是實現人民群眾“幼有所育”美好期盼的重要保障。2018年印發的《若干意見》對學前教育普及發展提出了總體目標和具體政策，指出“到2035年，全面普及學前三年教育，建成覆蓋城鄉、布局合理的學前教育公共服務體系”，要求“以縣為單位對普及學前教育情況進行評估，省級為主推動實施，國家審核認定”。未來，“以評促建，將普及普惠工作落到實處”將是學前教育發展的著力點，在努力創造條件擴大規模的同時走向優質，才能更好地使學前教育朝著可持續方向發展。

普惠

80%的孩子入園不貴靠什么

“發展學前教育，必須堅持公益性和普惠性，努力構建覆蓋城鄉、布局合理的學前教育公共服務體系。”

2010年，這句寫在“國十條”中的話，指明了公益普惠是學前教育發展的基本方向。

老百姓不僅希望“有園上”，還期盼“上好園”。因此，建設普惠性學前教育公共服務體系，所面對的根本問題是促進供給與需求相匹配，而要解決這一問題，就必須大力發展普惠性幼兒園。

“80%”，是第三期學前教育行動計劃和《若干意見》提出的2020年普惠目標。而今，這一目標有望在年底實現。

途徑一：擴公辦扶民辦，普惠園覆蓋率逐年提高

顧名思義，普惠性幼兒園是指向社會提供普惠性學前教育公共服務的幼兒園，包括公辦園（含公辦性質園）和普惠性民辦園。有學者認為，其特征表現為：可獲得、可承受、就近便利和高質量。

2010年以前，各地公辦園占比普遍不高，要發展普惠性學前教育，首要問題是大力擴充公辦園。

深圳市光明區在2019年以前沒有公辦園，該區克難題、出硬招、亮實招，打出“組合拳”攻堅公辦園建設，公辦園占比一年實現“從0到50%”的突破。

與光明區一樣，深圳市各區公辦園如雨后春筍拔地而起，2019年5月至今，全市新增777所公辦園，在園幼兒占比也躍升至50%，跑出了驚人的“加速度”。

深圳“加速度”的背后，是政府大力發展公辦園的決心，精準布局學前教育擴容提質行軍圖。

過去10年，新建改擴建公辦園，是各地政府發展學前教育的重點。

與此同時，發展普惠性學前教育，就意味著要引導社會力量更多舉辦普惠性幼兒園，鼓勵占半壁江山還多的民辦園提供普惠性服務。

2010年“國十條”就明確提出，“積極扶持民辦幼兒園特別是面向大眾、收費較低的普惠性民辦幼兒園發展”。

10年來，各地不斷加大普惠性民辦園扶持力度，健全普惠性民辦園認定管理辦法，積極落實扶持政策。隨之而來的，是一批批民辦園轉為普惠園。

大力擴充公辦園、扶持普惠性民辦園，使得普惠率逐年提高，目前多地已完成并超過了國家提出的“80%”普惠目標。

途徑二：政府財政扶持，普惠性民辦園收費可承受

北京市朝陽區春宇幼兒園是一所小區配套園，原來保教費是每月1999元，轉成普惠園后，老百姓只需交750元。

不止春宇幼兒園，在“治理小區配套園，提高普惠率”的強力改革下，北京市有一大批園所保教費由每月2000—6800元不等，降到了每月600—750元。

老百姓入園不再貴了，是因為北京市對提供普惠性服務的幼兒園，無論公辦、民辦，都按同樣的標準進行補助，真正實現了財政補助一樣、家長繳費一樣。

像北京一樣，從2010年到2020年，各地政府擔負起發展普惠性學前教育的主體責任，建立普惠性學前教育投入保障機制，有31個省（區、市）出臺了普惠性民辦園生均補助標準。

受地方政府財力影響，各地對普惠性民辦園的補助各不相同，補助過低就會影響辦園質量。為此，教育部表示，將完善普惠性民辦園扶持機制，推動各地進一步完善普惠性民辦園認定標準、補助標準及扶持政策，特別是標準偏低的地方要逐步提高標準，確保扶持資金落實到位。

途徑三：分類定級評估，普惠性幼兒園質量提升有奔頭

“高質量”，是普惠性幼兒園應有的特征之一。

在影響質量的諸多因素中，分類定級評估就像燈塔，指引著各級各類幼兒園向更高質量邁進。

在大力發展公辦園的過程中，很多地區都在健全分級分類評估體系的基礎上，采用高標準建設公辦園，并通過集團化、聯盟化發展等途徑，由高質量幼兒園引領幫扶新建園，爭取幾年內升級升類。

《若干意見》提出：“充分發揮公辦園保基本、兜底線、引領方向、平抑收費的主渠道作用。”

從各地扶持普惠性民辦園發展的情況看，公辦園的“引領方向”，不僅體現在合理的收費上，更體現在辦園質量上。

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區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該區實施普惠性幼兒園等級評定辦法，鼓勵民辦園積極申報。普惠性民辦園一、二、三級分別對應公辦園的省、市、區級示范園。政府對普惠性民辦園按同質公辦園收費標準的40%、60%、80%、100%逐年增加資金補助，至2020—2021學年實現普惠性民辦園與同質公辦園收費一致。

評估定級及獎補政策，撬動了民辦園質量提升。“若不參加普惠性民辦園等級評定，家長就得不到政府補助，生源就容易流失，這就迫使民辦園要規范辦學。”民辦園園長章月珍說。

公辦園對普惠性民辦園的引領，還體現在派駐公辦教師、培訓教師、教研指導等方面。在各地普遍采取的城鄉聯盟、片區教研等發展模式中，高質量公辦園始終發揮著龍頭園的作用，輻射帶動一批薄弱園共同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近日啟動的全國縣域學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導評估國家認定，特別將普惠性民辦園認定標準、扶持政策和退出機制納入督導范圍，這將有利于督促各地落實普惠性民辦園扶持政策。

督導有了“牙齒”，普惠性學前教育必將迎來更大發展。

專家點評

著力發展貧困地區和薄弱地區普惠園

洪秀敏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

發展公平而有質量、公益普惠的學前教育，是黨和國家始終堅持的學前教育發展方向。

在學前教育深化改革規范發展的重大轉折期，要精準把握國家階段性戰略和現代化發展進程對普惠性學前教育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提出的新挑戰和要求，著力瞄準重點地區和薄弱環節，補短板、強幫扶、重規范、強監管，構筑普惠性政策和補償性政策并舉的政策體系，大力促進教育公平。

一是繼續多措并舉增加優質普惠學前教育服務供給，新增學位和擴容建設項目優先安排和持續支持學前教育學位硬缺口較大、毛入園率較低、普惠園占比較低的地區，切實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獲得感。

二是要把發展貧困地區和薄弱地區普惠園建設作為重中之重，擴大農村地區、邊遠地區、深度貧困地區、新增人口集中地區普惠優質學前教育資源，推進教育精準扶貧和供給力度，不斷縮小區域間發展差距，堅定不移地推進教育公平。

三是建立動態監管體系，通過督導評估不斷地推動普惠園規范辦園，在辦園條件、保教質量、師資水平、內涵建設、治理水平等方面穩步提升，保障幼兒身心健康快樂成長。

四是通過購買服務、綜合獎補等多種扶持政策，引導民辦園面向區域內適齡幼兒提供安全、有質量、收費合理的普惠性服務，并盡快建立普惠性民辦園財政補助標準，完善普惠園可持續發展的長效保障機制。

質量

提供有質量的學前教育抓什么

普及學前教育是數量與質量的統一。

如果說堅持公益普惠是學前教育持續健康發展的基礎，那么提高質量就是學前教育發展的根本追求。

從“國十條”到三期學前教育行動計劃，再到《若干意見》的貫徹落實，“提高學前教育質量”一直是主線。

10年來，無論是國家層面《3—6歲兒童學習與發展指南》（以下簡稱《指南》）等指導性文件的出臺，還是實踐層面環境、師資、課程、教研、評估等方面的改革探索，都始終圍繞著“滿足幼兒身心健康發展需要”，滿足程度越高，意味著教育質量越高。

抓手一：邊規范邊評估，倒逼幼兒園底線之上謀發展

“各級各類教育中的薄弱環節”“整個教育體系的短板，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十分突出”，這是“國十條”和《若干意見》對學前教育發展的判斷。可見，質量提升是一個長期過程。

幼兒園教育質量一般從三個方面來評定：結構性質量、過程性質量和結果性質量。結構性質量包括一些可具體規范和控制的變量，如師幼比、班級人數、師資條件以及總體上的物質環境和設施等。

過去10年，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文件，督促各地改善辦園條件。在《幼兒園安全友好環境建設指南（試行）》《托兒所、幼兒園建筑設計規范》《幼兒園教職工配備標準（暫行）》等文件的指導下，各地幼兒園的物質環境和設施、師資配備有了很大提升。

以評促建，是提升幼兒園保教質量的又一抓手。

2017年，為推動各地加強和改進對幼兒園的監管，促進幼兒園規范辦園行為，教育部制定了《幼兒園辦園行為督導評估辦法》，倒逼幼兒園底線之上謀求發展。

2018年印發的《若干意見》提出“健全質量評估監測體系”“加強幼兒園保育教育資源監管”，這是確保幼兒園教育質量的又一“利器”。

抓手二：完善培養培訓，建設高素質善保教幼師隊伍

幼兒園教育質量更為重要的方面是過程性質量，它是與兒童的生活和學習經驗有更直接聯系的變量，如師幼互動、學習環境、課程、健康和安全、家長參與等，其中，師幼互動被認為是過程性質量的核心因素。

10年來，為全面提高幼兒園教師質量，“國十條”、連續三期學前教育行動計劃、《若干意見》都分別從教職工配備、地位待遇、培養培訓及隊伍管理等方面提出了要求。

《幼兒園教師專業標準（試行）》《幼兒園園長專業標準》《教師教育課程標準（試行）》的相繼出臺，為高校深化學前教育專業人才培養提供了基本依據。2018年頒布的《關于全面深化新時代教師隊伍建設改革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更是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建設一支高素質善保教的教師隊伍”。

為推進《意見》實施，教育部制定了《新時代幼兒園教師職業行為十項準則》《幼兒園教師違反職業道德行為處理辦法》，以及《幼兒園新入職教師規范化培訓實施指南》等一攬子文件。

實踐出真知。幼兒園教師的專業成長，更多地源自保教實踐。而對保教過程的教研，是教師快速成長的秘訣所在。

過去10年，各地按照國家要求，不斷健全學前教育教研指導網絡，通過不同區域、層級的教研，發展出沉浸式、體驗式、案例式等多種教研模式，引導教師在不斷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提高教育質量。

抓手三：推動課程改革，以游戲為突破口提升保教質量

2012年，教育部印發了《指南》，這是繼《幼兒園教育指導綱要（試行）》之后引領廣大幼教工作者全面提升科學保教水平的里程碑式文件。

文件下發后，全國各地掀起了貫徹落實《指南》的熱潮，一批實驗區、實驗園應運而生。以湖南為例，2013年成立領導小組、專家指導委員會，并確定了3個省級實驗區，18個市州實驗區，315所實驗園，240所重點聯系園。

“珍視幼兒生活和游戲的獨特價值。嚴禁‘拔苗助長式’的超前教育和強化訓練。”為了讓《指南》倡導的這種理念深入人心，從2012年起，教育部將5月20日至6月20日定為全國學前教育宣傳月，面向全社會普及科學育兒知識。

2018年，教育部下發了《關于開展幼兒園“小學化”專項治理工作的通知》。經過一年多的攻堅，教育部委托專家調研9省份發現，小學與幼兒園完成整改的比例大多已超過90%，培訓機構整改完成率也大多超過70%。幼兒園去“小學化”、小學“零起點”教學成為社會共識。

與貫徹落實《指南》相伴的，是各地生活化、游戲化課程改革的如火如荼。2019年12月，教育部公布了面向全國遴選出的130份全國幼兒園優秀游戲活動案例，希望以此為抓手，通過對游戲的探索，提升幼兒園教師的專業素質和教育實踐能力，進而提升學前教育質量。

專家點評

在不斷改革中優化質量保障體系

虞永平 南京師范大學教授

質量是學前教育的根本追求，只有“有質量”的教育才能真正促進幼兒健康成長。10年來，國家發布了一系列推動學前教育發展的大政方針，廣大教師和家長的學前教育質量意識不斷提升。各地對學前教育質量的重視程度前所未有，對質量建設的投入前所未有，為提升質量而開展的教師培訓投入前所未有，幼兒園對課程改革和建設的積極性前所未有。我國學前教育質量正在穩步提高。

《若干意見》提出了建立普及普惠安全優質的學前教育公共服務體系。優質發展是未來一個階段學前教育發展的基本要求。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要落實高質量的發展，并提出建設高質量的教育體系。學前教育是高質量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高質量教育體系的基礎和起點。如何在不斷改革中優化質量保障體系是未來學前教育發展的重大任務之一。

首先，要不斷加強優質教育資源供給，完善學前教育的投入機制，確保學前教育高質量運行；其次，要進一步優化教師隊伍，有效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發揮廣大教師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確保教師的地位和待遇，提升學前教育職業吸引力；最后，要深化課程改革，深化落實《指南》，開展有效教研，創設良好的教育環境，堅持以幼兒為本，以游戲為基本活動，支持幼兒通過多種感官，在探索、交往、體驗和表達的過程中獲得豐富而有益的經驗，真正實現德智體美勞全面和諧發展。

保障

學前教育體制機制障礙怎么破

“體制機制是影響學前教育事業發展的核心問題。”南京師范大學教授虞永平說。

2010年以來，學前教育在努力追求“普及普惠安全優質”的同時，諸多體制機制也在逐步建立并完善，最核心的是學前教育管理體制和辦園體制，以及成本分擔機制和教師隊伍建設機制。

10年來，從中央到地方，通過出臺政策、建立學前教育改革發展實驗區等一系列方式，學前教育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正在逐步破除。

突破一：以縣為主的管理體制逐步完善

2010年，“國十條”提出，各級政府要加強對學前教育的統籌協調，健全教育部門主管、有關部門分工負責的工作機制。這一規定明確了各級政府統籌和各部門協作的管理體制，但彼此職責尚不清晰。

2017年，第三期學前教育行動計劃明確提出：“實行國務院領導，省地（市）統籌，以縣為主的學前教育管理體制。”這一規定，使各級政府在學前教育管理中的責任更加明晰。

2018年，《若干意見》進一步明確了各級政府發展學前教育的責任關系。國家完善相關法規制度，制定學前教育發展規劃；省、市級政府推動出臺地方性學前教育法規、制定本地學前教育發展規劃等；縣級政府對本縣域學前教育發展負主體責任。

今年頒布的《學前教育法草案（征求意見稿）》再次強調學前教育實行國務院領導，省（自治區）、市（自治州）級人民政府統籌規劃實施，縣級人民政府為主管理的體制。

管理體制的建立完善，明確了各級政府責任，細化了各部門分工，破除了學前教育發展中各級政府責任不清、部門協作不暢的障礙。

突破二：辦園體制逐步理順

長期以來，我國一直存在公辦園、公辦性質園、民辦園等不同類型的幼兒園。多種類型幼兒園的存在，滿足了人民群眾多樣化需求，但在客觀上也造成了管理混亂。

2017年，教育部等五部門印發《民辦學校分類登記實施細則》《營利性民辦學校監督管理實施細則》。從此，民辦園分為營利性與非營利性兩種，實行分類管理。國家在稅費優惠、用地、收費等方面，實行差別化扶持政策。

為更大程度上滿足人民群眾對公辦學前教育資源的需求，2017年，第三期學前教育行動計劃提出：“積極推動各地理順機關、企事業單位、城鎮街道辦幼兒園辦園體制，實行屬地化管理，通過地方政府接收、與當地優質公辦園合并、政府購買服務等多種形式，確保其面向社會提供普惠性服務。”

為落實政策，各地紛紛進行辦園體制改革。比如，2019年8月，深圳市委市政府研究決定將2006年劃入深圳市投資控股公司的22所市屬園剝離出來，移交教育局管理。

突破三：合理的成本分擔機制正在形成

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10年來，為建立與學前教育公益普惠要求相適應的體制機制，完善“政府投入為主、社會舉辦者參與、家庭合理負擔”的學前教育成本分擔機制，政府不斷加大投入力度，落實發展學前教育主體責任。

2010年，全國學前教育財政投入為244億元，2019年增至2009億元，財政性經費占比也從1.7%提高到了5.0%。

教育部自2016年起發布全國教育經費統計快報，結果顯示，連續4年，學前教育經費投入增速均超過10%，在各級各類教育中增速最快。

2018年，《若干意見》印發后，中央財政進一步加大投入，2019年將學前教育專項資金從2018年的150億元提高到168.5億元。今年，中央財政安排支持學前教育發展資金達188.4億元。

迅速增加的財政投入，兌現了政府發展學前教育的主體責任，為全國學前教育資源的擴大提供了基礎保障。

在中央政府增加投入的同時，地方也在加大對學前教育的投入。截至2019年，國家財政性學前教育投入占財政性教育投入比重，有14個省份達到5%以上，北京、上海都超過了10%。

為加快建立健全學前教育成本分擔機制，第三期學前教育行動計劃把推動各地建立健全可持續發展的生均撥款、資助、收費一體化的學前教育經費投入機制作為著力點。

截至2019年，全國所有省份都出臺了公辦園生均公用經費標準，有20個省份達到600元以上。

突破四：教師隊伍建設顯成效

教師是學前教育發展的核心人力資源。2019年，全國幼兒園教職工491.57萬人。而2010年，全國幼兒園園長及教師僅有130.53萬人。

10年來，為確保幼兒園教師“進得來”“留得住”，一系列補充師資、解決編制、提升工資待遇的政策措施陸續出臺。

2013年，《幼兒園教職工配備標準（暫行）》頒布，幼兒園“兩教一保”成為“標配”。此后，各地通過公開招考、小學富余教師轉崗、特崗計劃、公費師范生等多種方式補充幼兒園教師。

但在幼師快速增加的同時，編制卻在收緊。各地又因地制宜，通過核定編制、購買服務、區縣統一招考等多種方式，解決公辦園教師編制不足問題。

比如，貴州省通過統籌調配事業單位編制補充幼兒園教師編制，2018年在編幼兒園教師數量比2010年增加7倍。山東省根據學前教育事業快速發展的實際需要，探索實行人員控制總量備案管理。

截至2019年，19個省份出臺了公辦園教師編制標準。

編制調整畢竟無法覆蓋所有公辦園教師，為解決在編與非在編教師“同工不同酬”問題，各地又探索出了生均財政撥款、專項補助、政府購買崗位等方式縮小兩者待遇差距。

專家點評

加大投入力度保運轉，創新來源途徑保教師

劉占蘭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

學前教育的體制機制是政府責任落實的直接載體和具體體現。長期以來，學前教育體制機制的問題最多、情況最復雜。2010年以來特別是近幾年來，中央和各級政府著力破除最關鍵的體制機制障礙，政府在學前教育管理體制中的位階明顯提升，在辦園體制中的主導作用日益增強，在成本分擔中的主體責任已經明確，有力推動了學前教育事業的發展。

10年前，學前教育管理體制的責任主體主要在鄉鎮，而今，以縣為主的學前教育管理體制已經確立；很多地區政府舉辦的公辦園在園兒童數達到50%以上，政府支持的普惠性幼兒園達到80%；相當多的省份建立實施了困難家庭兒童入園資助制度并納入基本公共服務，政府支持邊遠貧困地區兒童接受學前教育也寫入了《學前教育法草案（征求意見稿）》。這些體制機制的建立與實施，標志著政府在平抑學前教育價格、保障學前教育發展方面發揮了主導作用，政府主體責任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落地。

進一步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框架內考量學前教育體制機制，保障水平不高、缺錢缺人仍是當前和今后學前教育發展面臨的最大問題。盡管學前教育經費和教師隊伍擴充的增速在各級各類教育中最快，但由于量大、面廣、線長，底子薄、欠賬多、發展不平衡，財政投入和師資隊伍仍然不能滿足學前教育事業發展的需要，必須加大投入力度保運轉，創新來源途徑保教師。

此外，對隱患巨大的無證園治理也是辦園體制中亟待解決的難題，必須盡快通過疏堵結合、幫扶取締等分類治理的方式盡快解決。

相關政策

2010 《國務院關于當前發展學前教育的若干意見》頒布

2011 第一期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啟動

2012 《3—6歲兒童學習與發展指南》頒布全國學前教育宣傳月啟動

2014 第二期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啟動

2017 第三期學前教育行動計劃啟動

2018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學前教育深化改革規范發展的若干意見》頒布

2019 《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開展城鎮小區配套幼兒園治理工作的通知》印發

作者：中國教育報-中國教育新聞網記者 紀秀君 趙彩俠

《中國教育報》2020年12月27日第3版 版名：學前周刊·年終盤點

來源：中國教育新聞網-中國教育報

原標題：《學前教育十年發展收好官 | 年度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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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自【澎湃新聞】，由CPE中國幼教展組委會整理編輯。 CPE中國幼教展2021年10月19-21日上海開幕，掃描二維碼關注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