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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會資訊：

2024年10月16日至18日，由中國玩協主辦的CTE中國玩具展、CLE中國授權展、CKE中國嬰童用品展、CPE中國幼教展（簡稱中國玩協四展）將在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舉辦。中國玩協四展預計將匯聚2500+展商、5200+品牌和2500+全球正版IP，展覽面積達23萬平米。四展同臺，一站式看趨勢、找資源、選新品、拓渠道、談合作。

 

正文：

近年來，北歐國家的新生兒出生率處于較高水平。〔1〕這種較高的出生率與北歐國家的社會福利政策密不可分。工作與子女養育教育的雙重壓力對人們的生育意愿及行為具有決定意義，而良好的勞動與嬰幼兒養育教育政策可緩解這種雙重壓力。〔2〕一些研究者通過對丹麥、瑞典等國家福利政策的分析，發現這些國家的福利政策涉及支持嬰幼兒養育照護的多個有益方面，包括堅持男女平等的育兒假政策，堅持家庭友好型育兒政策，實行分級分層的托育管理體系，樹立多方參與的托育理念。〔3，4〕然而，這些研究并沒有關注和詳細介紹北歐國家的養育照護共擔機制。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將通過養育照護政策的四個方面詳細介紹政府—機構—家庭共擔的責任機制。

北歐五國是指瑞典、丹麥、挪威、芬蘭、冰島及其附屬領土，共同特點是土地遼闊、資源豐富、人口稀少。二戰以后到20 世紀 70 年代是北歐社會福利事業的大發展時期。黃莎認為北歐的福利國家模式的成功歸因于兩個方面：一是國家主導的社會服務體系，即國家擁有發達的公共福利機制，將嬰幼兒撫育等家務活動外包給醫院、社區、學校等社會機構，從而壯大公共服務部門；二是加大人力資源投資，為每位公民提供平等的教育機會與資源。此外，黃莎認為北歐社會存在濃厚的社會協商對話思想，各利益群體之間習慣通過協商對話機制形成共同的社會政策。〔5〕

這種勞動友好型混合照護模式的友好之處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對嬰幼兒養育照護的友好，對嬰幼兒的健康、營養、早期保育和教育機構的質量進行評估和監管，并提供高水平和專業化的支持；二是對有子女的個體家庭，特別是處境不利家庭的友好，即提供大量養育照護福利補貼；三是對女性工作的友好，給予女性及其配偶充足的產假和育兒假，并在其假期結束后提供配套的早期保育和養育照護服務。這些養育照護服務由多種類型的機構（如社區醫院、家庭中心、保育和教育機構等）與個體家庭共同參與，時間跨度為女性懷孕到嬰幼兒出生后的數年間。

養育照護是社區和照護者為滿足嬰幼兒的健康成長和發展而提供的一系列條件的總稱，既包括確保兒童有良好的健康、營養，也包括給予兒童早期學習的機會，提供回應性和情感性的支持與互動。〔6〕由定義可見，養育照護的開展需要多領域、多部門的共同參與和協調。北歐國家在兒童的養育照護福利政策框架下，形成了四個相互聯系的方面，即良好健康、回應性照護、早期學習機會、安全與保障。

 

（一）實現良好健康的政府擔當

在關于嬰幼兒良好健康的政策方面，北歐國家有一些共性的優點：（1）家長和嬰幼兒的健康護理由政府承擔，各國都有良好的健康護理和社會服務基礎設施。（2）每個家庭從母親懷孕初期到嬰幼兒時期都有專業人士提供支持，內容包括針對產婦的定期咨詢服務、協助嬰幼兒的出生、關注嬰幼兒的情緒發展、關注家長與嬰幼兒的關系、監測嬰兒出生第一年的風險并提供數年內的健康檢測項目、產婦生產時協助將其送到指定的醫院。（3）嬰兒出生后，政府會提供定期的醫療人員上門訪問服務。〔7〕盡管線下的針對性服務集中在發達城市，但北歐各國通過網絡為鄉村家庭提供服務，在線上為家長提供孕期保健、產婦心理健康、社會性照護等專業信息。

北歐各國政府還承擔健康信息咨詢職責。針對繁雜的健康信息和機構可能導致家長或照護者手足無措的情況，一些國家提出設置特定的專業機構或專業人士為家長整合信息。例如，瑞典建議把家庭中心作為整合母嬰健康、社會服務和其他工作的中心；瑞典和冰島兩國均建議給予助產士直接咨詢醫生的渠道，以便為家長提供更為專業的信息。〔8〕近年來，北歐委員會越來越關注嬰幼兒和家長的心理健康問題。自 2019 年起，北歐委員會開展了“北歐國家最初 1000 天項目”，關注最初 1000 天（即從懷孕到嬰幼兒 2 周歲）的家長和嬰幼兒的情緒和心理健康。在這個項目研究成果的影響下，北歐一些國家建議把嬰幼兒和產婦的心理健康（如產婦焦慮）也作為專業人士的培訓項目之一，以便為家庭提供更全面的服務。

 

（二）提供回應性照護的家庭—單位—政府共擔機制

關于回應性照護的福利政策，北歐各國主要涉及兩部分：育兒假制度和為照護者提供各類保育和信息咨詢服務。在育兒假制度方面，北歐各國堅持男女平等的政策，因此稱之為育兒假而非產假，為父母雙方共享。一般而言，北歐國家的育兒假在半年到一年左右，最長是瑞典為69 周，最短是芬蘭為 31 周；其中，針對母親的生育產假，最長是丹麥為 18 周，最短是瑞典為 8 周；針對父親的專職育兒假（father’s quota），除丹麥無明確假期（有共享產假），最長是挪威為 15 周，最短是芬蘭為 9 周；剩余的育兒假，父母可以共享。為了督促父親休育兒假，芬蘭出臺規定，要求即使父母不同住，父親也有休育兒假照顧子女的義務。在休育兒假期間，父母一般可以享受平時工資待遇80%的薪資，一些北歐的父母（例如芬蘭）還會同時休育兒假以便更好地照顧子女。在育兒假結束以后，如果子女未滿 3 周歲，一些父母還會向所在單位或公司申請靈活護理假 （工作量為平時的80%或更少），以便照顧入學前的子女。

在為照護者提供各類保育和信息咨詢服務方面，北歐的一些國家充分意識到與家長合作的重要性，通過專業人士或機構來幫助家長整合資源、提供信息以解決各類問題。在這個過程中，幼兒園教師或家庭中心通常起到了協調的重要作用。為了確保和提升這種跨部門的協同合作，丹麥倡導舉辦定期的主題日活動，邀請幼兒園教師和健康訪問員、家庭中心工作人員共同探討一些社會性問題；部分國家如冰島，把家庭中心作為跨部門合作的樞紐，鼓勵社區建立更多的家庭中心為家長提供各類基礎服務，解決家長的育兒問題。

 

（三）提供早期學習機會的國家引導與家校協同

 

2012 年經濟學人智庫關于學前教育質量的《良好開端》報告中，芬蘭和瑞典兩國在調查的 45個國家中分別排在第一、第二位。因此，兩國的學前教育服務具有很高的借鑒價值。

 

1.國家提供廣覆蓋的養育與照護服務機構

北歐國家普遍提供成體系、廣覆蓋的早期兒童養育與照護機構。瑞典針對1—5 歲兒童提供 4 種類型服務機構，分別是：學前學校、家庭日托、休閑活動中心、開放學前學校，為父母需要外出工作或家庭離學前機構很遠的兒童（例如在鄉村和小鎮的兒童）提供短暫的校外照護條件或設施，為家庭日間照護提供活動場地、材料和與其他兒童互動的機會。芬蘭的學前機構和瑞典的很相似，只是名稱略有不同。芬蘭的學前機構為日托中心、家庭日托、小組家庭日托和開放日托中心，針對的年齡更廣，0—6 歲的兒童都有權利享受。

 

2.家庭有義務和權利配合機構協同促進嬰幼兒發展

除了在國家層面推動嬰幼兒的早期教育，北歐國家的父母也有義務和權利積極配合機構協同促進嬰幼兒發展。這種義務和權利在北歐各國的教育法中得到了確立和重視。如瑞典的國家課程要求家長和幼兒園共同合作以使兒童的潛能得以發揮；芬蘭要求幼兒園和家長委員會充分溝通，以第一時間了解每位兒童及其家庭的需求。

家庭和嬰幼兒托育機構的協同合作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家長有義務為子女所在的嬰幼兒托育機構提供志愿服務，包括協助教師組織兒童的日常活動及出行、輔導其他家長等工作。第二，家長有權利參與幼兒園的決策。如瑞典的家長委員會為家長提供論壇，家長可以討論的內容包括但不限于幼兒園日常工作，如膳食、日常活動、年度活動等主題的計劃。

 

（四）提供安心福利體系的政府擔當

北歐國家的保障福利政策分為兩類：一類是社會福利保障，另一類是系統監督保障。在社會福利保障制度方面，除了上述提到的父母雙方享有的帶薪育兒假，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在嬰幼兒1 歲到 3 歲期間給每個家庭發放育兒津貼。一般而言，育兒津貼可以覆蓋部分或全部托育機構的費用。如丹麥的育兒津貼占托幼機構費用的 30%左右；瑞典的育兒津貼除覆蓋學費以外每月還多出 200 瑞典克朗。大多數國家都是以發放現金的方式幫助個體家庭育兒。除此以外，瑞典還會向父母發放托育券，讓家長憑券自由選擇托育機構。此外，為了避免有嬰幼兒的家庭陷入貧困的境地，北歐國家會給予單親家庭更多的資金支持，且如果個別家庭無力支付撫養子女的費用，國家也會介入。〔9〕

在系統監督保障方面，主要針對兩類問題：一類是高風險孕婦的健康情況，主要由社區醫生開展系統性檢測；另一類是父母和兒童的精神健康以及針對兒童的家庭暴力和虐待等相關問題，主要由健康訪問人員和幼兒園教師跨部門合作完成。

 

（一）在制度方面，設計養育與照護友好型制度保障體系

目前，我國頒布的一系列養育照護政策法規的內容已經比較全面和精細了，未來可嘗試更科學的多利益主體分擔和協同機制，形成育兒合作共同體，幫助個體家庭分擔養育照護責任。目前我國的多利益主體分擔系統還存在保育與教育分離、主要負責部門界定不清等問題。如上海市是由當地教育部門負責統籌規劃各部門的養育照護協調工作，其他大部分省市都由衛生部門來負責。國內部分學者建議國家的養育照護政策應該由教育部來統籌管理。

從主要負責部門不同的情況可以看出當代嬰幼兒養育照護的復雜性。在此背景下，北歐國家賦予與家長接觸的核心角色多方溝通協調權，來協調多部門和家庭之間的溝通。這個核心角色可以是流動的，在懷孕和生產初期是助產士，在嬰幼兒成長期則是幼兒園教師或家庭中心。無論是前期還是后期的核心角色，都會接受多方面的培訓，以解決家長在嬰幼兒養育照護過程中的各種問題。我國家長在面對育兒過程的各種難題時，也期待有專職的工作人員來幫助解決。借鑒北歐的經驗，各地政府可以明確負責與家長溝通聯系的責任人并授予這類人員（前期可以是社區家庭醫生、后期可以是托育機構教師）整合資源信息和多部門溝通交流的權力，為這類核心工作人員提供多方面（包括健康、保育、教育）的培訓，以期能夠更好地解決家長的問題。

 

（二）在勞動機制方面，建立多方共擔的婦女友好型勞動福利體系

我國當前的政策，雖然給予了女性更多時間上的支持，即充足的產假，但是在無形中卻造成了女性在職場處于不利位置的現象，削弱了女性的生育意愿。北歐國家充分考慮到了這個問題，倡導家庭—國家—單位共擔模式。男女平等的育兒假、國家發放的育兒津貼、單位/企業在育兒初期的靈活護理假等，都體現了這種多方責任共擔的婦女友好型勞動福利體系。與北歐國家相比，國內父母共有的育兒假每年僅 20 天（3 周歲以前兒童），這與北歐產假較短、父母共享育兒假較長的政策相反。建議相關立法應重視父母共同享受育兒假的意義。這不僅可引導父母增強共育意識、提升共同育兒技能，更可引導全社會共同承擔育兒責任。

 

（三）在利益機制方面，建立廣義養育與照護福利多主體協同機制

借鑒北歐的利益機制，首先，我國可以通過多方利益主體以專業化、體系化的方式介入嬰幼兒的養育照護過程，在監督和確保育兒質量水平的同時分擔個體家庭的育兒責任。其次，各地政府可根據本地實情出臺各種福利保障措施，降低當前個體家庭高昂的養育照護成本。再次，政府可提高對需要幫助的家庭、婦女和兒童的關注和支持，在育兒津貼的發放上側重支持單親家庭以及無力撫養子女的家庭。如挪威、丹麥兩國單親家庭的育兒津貼比雙親家庭多一倍。此外，為了防止弱勢群體如高風險產婦和兒童出現健康問題或遭受家庭暴力，政府可委派社區醫生、健康訪問員或幼兒園教師定期對他們進行相應的系統檢測。

 

參考文獻：

〔1〕景天魁.福利社會學〔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235-236.〔2〕錢小巖.疫情后北歐出生率大漲,經濟與生育的關系其實很復雜〔N〕.第一財經日報,2022-02-11(A10).

〔3〕張 春 艷,蔡 迎 旗.瑞 典 0—3 歲嬰幼兒家庭支持政策及其啟示〔J〕.幼兒教育(教育科學),2020,853(11):52-55.

〔4〕王 力,王 任 梅.丹 麥 0—3 歲嬰幼兒托育服務及其啟示〔J〕.幼兒教育(教育科學),2021,892(12):51-54.

〔5〕黃莎.淺析北歐模式成功的主要原因及啟示〔J〕.人民論壇,2013（11）:249-251.

〔6〕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World Bank Group.Nurturing care for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A framework for helping children survive and thrive to transform health and human potential〔R〕.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18.

〔7〕〔8〕DANíELSDóTTIR S,INGUDóTTIR J.The First 1000 Days in the Nordic countri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M〕.Copenhagen:Nordic Council of Ministers,2022.

〔9〕ROSTGAARD T.Family policies in Scandinavia〔M〕.Stockholm: Friedrich-Ebert-Stiftung,2014.

圖文編輯/曾鈺珈

圖片/視覺中國

⊙文章原載于《幼兒教育·教育科學》2023年第10期；來源幼兒教育雜志社微信公眾號。